【编者按】

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创建于1960年,1978年起设立硕士点,1999年设立博士点,是目前国内仅有的“西班牙语语言文学”博士点。老一辈教师蒙复地、刘君强、周素莲、沈石岩、徐曾惠、赵振江、赵德明、段若川、段玉然,学术中坚陈文、丁文林、王平媛、韩水军、王军等,培养出大批西班牙语人才,在教育、文化、外交、翻译、军事、贸易、新闻等诸多领域发挥专业优势,各有建树。

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的创建、完善和发展是中国西班牙语语言文学教育、研究和翻译发展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记录着中国与西班牙语国家越来越紧密的交流和交往。

今年是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成立60周年,北大西葡语系(2007年成立)特邀系友撰写回忆文章,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。

赵振江,生于1940年,北京顺义人,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,毕业后留校任教,历任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,西班牙语言文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,中国作家协会对外文学交流委员会委员,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,中国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会长。著有专著《拉丁美洲文学史》(合作)及学术论文多篇,译著《拉丁美洲诗选》《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》《西班牙语反法西斯诗选》以及米斯特拉尔、聂鲁达、帕斯、希梅内斯、阿莱克桑德雷、加西亚·洛尔卡、鲁文·达里奥等人的诗集10余部,译著小说《世界末日之战》(合译)《火石与宝石》《金鸡》《红楼梦》(西文版)等。鉴于其卓越的学术成就,智利-中国文化协会曾于1995年授予其鲁文·达里奥勋章,西班牙国王于1998年授予其伊莎贝尔女王勋章,阿根廷总统于1999年授予其五月骑士勋章,智利总统于2004年授予其聂鲁达百年诞辰勋章。此外,还曾获北京大学科研成果奖、国家出版总署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、中坤国际诗歌奖、陈子昂诗歌奖翻译奖等诸多奖项。

我是顺义人,读的牛栏山中学,1959年高中毕业那时候,并没把高考当回事:考上继续读书,考不上回家种地,说不定还可以体验生活,积累素材,将来写小说当作家呢。想得就是这么简单。填志愿,也用不着请假回家和父母商量,再说他们也不懂填志愿的事。随心所欲:前三个志愿都是北京大学。尤其荒唐的是第一和第三志愿还都是中文系(一个是中国语言文学,另一个是古典文献),第二志愿是西语系。高考后,就和同窗好友段继承到他家(顺义李桥镇北河村)玩去了。直到他收到了北京外语学院(今北京外国语大学)西班牙语系的录取通知,这才想到自己也该回家看看考上了没有。于是,他又陪着我一起回家。到家时,已是掌灯时分。家里人一开始还骗我,说没收到录取通知。看到我半信半疑,他们才拿出了那个牛皮纸的信封。信上说,我考上了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兰西语言文学专业,并要我于8月26日提前报到,因为北京的新生要负责迎接外地的新生。多年后,有人告诉我,其实我本来已被中文系录取,是西语系的人事干事把我从中文系“争取”过来的。

我在西语系的学习也是一波三折。1959年,古巴革命成功并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,这是第一个与我国建交的西班牙语国家。第二年,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应运而生。半年后,也就是在学习了一年半法文之后,系里决定把段若川、赵德明和我从法语调到西班牙语专业,准备做留校任教。那个年代,“国家需要就是个人志愿”。于是,我改学了西班牙语。在大学5年的学习中,第三年是关键的一年,可偏偏到了三年级,“由于工作需要”,系领导又让我“半脱产”,半天学习,半天工作(无报酬)。我的工作是做西语系学生会主席兼团总支副书记。我心里并不愿意,但只能服从。我当时的设想是决不能耽误专业学习。因此,选择每天上午学习,下午工作。道理很简单:专业课一般都安排在上午,下午多是政治和知识类课程。专业课不上,很难弥补,而其他课程是可以通过自学完成的。实践证明,我的选择完全正确。一年以后,共青团中央明确规定,“不允许学校随意让学生脱产做行政工作”,系领导只好又通知我停止半脱产,恢复正常学习生活,尽管我仍然是系学生会主席兼团总支副书记。我暗自庆幸,因为我的专业学习没受什么影响。又过了一年,即1964年9月,我虽然只学了3年半西班牙语,其间还有一年半脱产,但在西语系学习已满5年,按系领导的预定方案,我该毕业了,正好这一年西班牙语专业又招了新生,于是就把我调出来做西班牙语一年级的助教和班主任。我因而错过了学习英语的时机,而且从此就再也没能补上这一课,因此,后来每当外国朋友请我去美国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,我都婉言谢绝。年轻时的赵振江

年轻时的赵振江

1964年,我虽然正式参加了工作,但并没有拿到毕业证书。一年后,我又回西班牙语专业5年级参加了毕业考试,作了毕业论文,才算正式毕业,才开始领工资(见习助教,每月46元;等到一年后该转正时,又因“文化大革命”而未能转正,直到1968年才转为正式助教,月工资56元)。我一直认为,作为个人,“不讲条件,不计报酬”是高尚的品德;但作为领导,应建立健全公正、公平的规章制度, 不能也不应让老实人吃亏,让“不哭的孩子没奶吃”。

一般说,大学生的生活是单调的,教室、食堂、图书馆,三点一线。可我在北大学习期间,总觉得时间不够用,要做的事情特别多。从一年级起,我就被选定作系学生会副主席,到了二年级下学期,就做了系学生会主席兼团总支副书记(书记是脱产干部),比一般同学不知要多开多少会,不仅占自习时间,有时还要占上课时间。那时候是“政治挂帅。思想先行”,业务学习是次要的,是可以随意侵占的。一方面,有的同学会因为专心致志地学习而被扣上“白专道路、业务挂帅”的帽子,日子不好过;另一方面,学生中的党员、干部,日子同样不好过,因为他们的学习时间根本没有保证,随时可以叫你去开会或做别的事情,以致学习成绩不好,不及格、补考甚至留级,而留级两次后,再不及格就要退学了。记得在“大留级”的1962年,我所在的那个党支部就有三分之一的党员专业课不及格、补考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有不少退了学的人回来“控诉”, 他们说“爱北京,恨北大”,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。这样的同学,往往在入学时,因为“出身好”而受到了“照顾”。 在当时的形势下,为了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”,对工农子弟有所照顾,本无可厚非,但进北大后,就应该为他们创造比一般同学更好的学习条件,而不是随意让他们做社会工作,却不关心他们的业务学习。有人会问,一个学生能有多少社会工作,怎么会影响学习呢?说实在话,影响还是蛮大的。我只举一个例子。那时的大学生,每年都有一个多月的时间,到农村或工厂去参加劳动,主要是去农村。在全体同学下乡之前,要有少数同学去打前站,为大家安排吃住,“号房子”,埋锅造饭,“兵马未动,粮草先行”。这些事由谁去干呢?学生会。学生会的人就要提前几天下乡,自然就不能上课了。我当了几年系学生会主席,这是亲身经历。当时对这样的事情并不反感,恰恰相反,长时间的“圈养”之后,有短时间的“放养”,换换环境,呼吸点新鲜空气,是十分惬意的事,但耽误了几天的学习时间,如何弥补,就没人管了,甚至连自己也不去想。时间是无形的物质,是客观存在,对每个人来说,都是个常数。你这样对待业务学习,成绩能好得了吗?赵振江在西班牙翻译《红楼梦》

赵振江在西班牙翻译《红楼梦》

说了半天,似乎大学生活好像没给我留下什么美好的回忆,非也。比如当时西语系的师资队伍,可谓阵容强大,绝对是一流的。老师们的敬业精神堪称表率,循循善诱,一丝不苟,为我们树立了榜样。我虽然是法语专业的学生,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却是冯至先生。他既是德国文学专家,又是中国文学专家,还是受到鲁迅先生表扬的“青年诗人”。记得来北大后,我们这些北京的新生负责迎接外地的新生。一天,冯先生到迎新站来看望我们。他亲切地握着我的手,笑容可掬地自我介绍:“我是冯承植。”我当时有些茫然,不知冯承植是何许人,我只知道冯至,因为中学课本上有他写的《马铃薯甲虫和蜜橘》。经老同学点拨,才知道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原来就是自己心中仰慕的冯至先生。后来,作为系学生会主席,我曾在冯先生家里参加过几次关于教学改革的会。先生渊博的学识、谦和的态度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,使我领略了什么是大师风范。赵振江在聂鲁达故居的酒吧

赵振江在聂鲁达故居的酒吧

我在西语系学习的时候,除了冯至先生和朱光潜先生两位一级教授外,还有杨业治、田德望、曾觉之、郭麟阁、吴达元、陈占元、盛承华、陈定民、赵绍熊、赵罗蕤、俞大因、李赋宁、杨周瀚、吴新华等一大批学有专长的著名学者。有一次,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审龚绍忍先生向我咨询一句拉丁文。我对拉丁文一窍不通,但我知道杨业治先生和李赋宁先生都是拉丁文专家。杨先生住燕东园,离我家(七公寓)较近,就去向杨先生讨教。杨先生一看,立刻从书柜中取出一本贺拉斯的《农事诗》给我看,原来龚先生咨询的就是贺拉斯的一行农事诗。“牛皮不是吹的,泰山不是堆的”。有学问就是有学问,不服气不行。再说田德望先生吧,我本来不熟悉,1992年至1997年我做西语系主任,才和田先生有些接触。田先生大学本科在清华学的是英语,在我们系德语专业任教授,却是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拿的博士学位,先生的博学多才也就可见一斑了。尤其令人钦佩的是,田先生在73岁患癌症时开始从意大利文翻译但丁的《神曲》,至90岁完成后仙逝,共用了17年。记得那年在珠海参加译林出版社的选题会议时,我与当时意大利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吕同六先生住同屋,我们谈及此事,都深深为田先生的精神所感动。同六兄比我大两岁,我们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,当时他已做过直肠癌手术。他有感于田先生的精神,写了一本书,题为《寂寞是一座桥》。我常想,什么是北京大学的治学传统呢?这些老先生身上体现的不就是北京大学的治学传统吗!它是无形的,却又是活生生的客观存在!赵振江翻译的《拉丁美洲诗选》

赵振江翻译的《拉丁美洲诗选》

对于当年西语系这些老先生的感人事迹和治学精神,我知之不多,因为我所在的西班牙语专业是1960年才创立的,没有老先生。在我从法语专业转到西班牙语专业时,只有三名教员:蒙复地、刘君强和周素莲。蒙、刘二位老师都是从法语改行的,比我们只多学了半年。周素莲老师,是菲律宾华侨。菲律宾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,年纪大些的人都会点西班牙语。不过,她教得还是蛮好的,发音很清楚,人也很和气。她丈夫也是归国华侨,1957年被划成了右派,“文革”一开始,她就走了。三人中,蒙老师是骨干。他的业务能力最强,中文基础也好。口语虽然说不上流畅,但许多与他有过交往的外国人都说他用词典雅、准确。这也不难理解,比如在我们周围的人中,有的人虽然是伶牙俐齿,但是废话连篇,语无伦次,跟他讲话索然无味,而有的人虽然语速不快,语音也不纯正,但却风趣幽默,出口成章,谁不愿意和后面这样的人交谈呢。蒙老师的敬业和治学精神也十分令人钦佩。他读书非常认真,将其中有用的东西分门别类做成卡片。他上课时引用的例句,都是从这些卡片中摘录下来的。刘君强老师为人正派,工作认真,对领导上的安排从无二话。他当时体弱多病,又是两地分居,妻子是湖南长沙的一个小学校长。说实在话,让他改行教西班牙语是不合适的,因为他的发音不行。法语里的颤音是小舌颤音,而西班牙语是大舌颤音,即平常人们说的“打嘟噜”。刘老师的问题倒不是那个颤音发不出来,而是区分不开,经常是乱发一通而自己却浑然不觉。上课时,学生们实在憋不住了,就会笑出声来,弄得大家都有点尴尬。“文革”后,为了和妻子团聚,刘老师调到了长沙铁道学院,又改回老本行教法语了。后来听说他还曾不顾自己体弱多病,赴非洲为中国医疗队当过翻译呢,让人又是敬佩又是同情。蒙复地老师本来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挺好,谁知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,受到西班牙语专业“造反派”的冲击,就吊在房间里的暖气管上自尽了。当时无人过问,最后还是我们几个学生陪着他的弟弟把他从暖气管上解下来的。他的弟弟是个外科医生,却不敢进屋,在外面等着。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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